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三书——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这三本书我只读了其中两本——《1984》和《美丽新世界》。

在我读书的时候流行一个说法:奥威尔的故事虽然恐怖，但是赫胥黎的故事更接近现实，后者你连反抗都找不到对象，哪个更可怕不言而喻。具体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的总结其实很到位——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1984》里所担心的是极权主义对文化的管制，《美丽新世界》中娱乐对文化的磨灭。前者的文化毁于我们所憎恨的东西，后者文化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反乌托邦的社会社会表面上充满和平，但内在却充斥着无法控制的各种弊病，如阶级矛盾、资源紧缺、犯罪、迫害等，刻画出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在尼尔·波兹曼《1984》和《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是两个相反的未来，但内在其实都是描绘精英统治的所谓稳定社会模式。稳定的一种社会状态都是人愿意追求的，期待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婚姻，同样稳定地步入生命的最后一刻。但在长期的稳定模式下“运行”的人就像固定安放又持续运转的齿轮，无聊沉闷乏味日渐钝化。

 

“我们所处的世界跟《奥赛罗》是完全不同的。要知道没有钢，你不可能造出汽车，同样的道理，没有社会的动荡不安，你也就写不出那样的悲剧。”

“在人们心里，稳定不如动乱热闹;心想事成也不如曲折离奇来的动人，更不如抵抗诱惑或是为了抗拒激情和怀疑来的引人入胜。幸福从来就不会显得伟大。”

《一九八四》，构造了一个幻想中的极端政权，描述专制政府是如何采取种种手段，来愚化和钳制群众思想的。《美丽新世界》中的统治者却不屑于这种效率低下且充满危险的方式，他们依赖科技带来的快感以让人们自愿服从。

“一个社会，如果多数成员不能保持清醒，不在乎当下，不关心近在咫尺的未来，而把多数时间花在其他的地方——只关心无关紧要的运动和肥皂剧——那么这个社会很难抵御操控着的入侵。”

“一九八四”的时代在人们的抗争中即将过去，“美丽新世界”的时代却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正在悄然而至，也许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就是野心家的帮凶。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急速消耗着的快餐文化，地铁车厢里面的每一个低头族，人与人之间已经走向麻木。

  对抗奥威尔的世界，我们只需要激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即可，对饱暖、性爱和自由的欲望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激发;而对抗赫胥黎的世界，却需要我们用深刻的理性去对抗浅薄的本性，这比前者要痛苦和困难得多。

 

 我们可以找到一千种理由不去上政治课，却找不出一种理由拒绝游戏的诱惑。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让我们认识到，在监狱大门关闭的时候我们要奋起反抗，但是对于一个因为纵欲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明，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我们有什么理由阻止人们及时行乐呢?

  我们不能做什么，除了保持警惕，警惕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衰减;警惕权力对自由的剥夺，哪怕是追求痛苦和不幸的自由。

长沙新东方学校优能高中部 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