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封建思想受到冲击，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弘扬，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这时，一个名字颇似中国人的荷裔美籍学者房龙的作品又一次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海中投下一颗巨石。他善于用极其轻巧俏皮的文字，撰写通俗的历史作品，让人们重新发现和更深入地认识到几千年来政治、文化、宗教、社会的曲折发展历史和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漫长历程。
《宽容》一书揭示的是一幕幕因为偏执和固执己见所带来的悲剧，以及众多的杰出人物为了宽容的事业所做出的非凡的努力。房龙通过这本书传达了这样一种理念：“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某个人或组织的手中。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正确的信仰，没有人有权力将自己认为最正确的观念强加给别人，没有人都应当容忍或者宽容地对待和自己不同的观点。”
远古的人类之所以长期处于蒙昧状态就是因为他们以各种忌讳来顽固维护其思想的律法；古希腊由于泰勒斯等先哲们勇于打破忌讳，主张思想上的宽容与融合，并被雅典等城邦先后接受，才导致了其文化和社会的繁荣；著名的苏格拉底之死既显示了正直学者的人格力量，也说明了早期权势者阶层对异见者的不宽容，而这一臭名昭著的事件事实上成为古希腊急遽走向衰微的征兆；罗马帝国因一部实行信仰自由、思想宽容的《宽容法》而维系了赫赫扬扬数百载的兴盛；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则因思想上的绝对不宽容和动辄将人们指斥为“上帝的敌人”、“异教徒”等使得整个欧洲在蒙昧和黑暗中蹒跚了一千余年；文艺复兴的先贤们倡导人本主义，呼唤人的思想自由和爱情自由；启蒙运动的斗士们呼吁反封建反专制，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和行动上的自由；法国大革命的一代枭雄罗伯斯庇尔却因自视可以左右一切人的生死，动辄将意见与其相左的人送上断头台，最后自己也被他亲自监制的断头台断掉了脑袋；二战中的法西斯势力尽管甚嚣尘上，以巫师般的歹毒制造着仇恨和杀戮，使无数城镇变为丛林，但进步的民主力量必将组织起来同他们进行一场决战，并最终赢得开始重建工作的那一天……无数的事实都证明：对思想异见的宽容事关历史的进步。
从历史发展的无数个正反事例中可以发现，任何时代的进步和繁荣，总是同时代的宽松气氛、时代的宽容精神相伴随，而任何时代的国家和民族，如果拒斥宽容与兼收并蓄，不管它曾经有过怎样的兴盛，总要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这是因为，任何社会规范的确立，当初均有某种合理性，它能代表彼一时代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然而世易时移，其规范和律法总会蜕变为只为少数人谋私利而对多数人进行奴役的工具。而此时，呼吁革新的异见便会应运而生。然而，举起火把的人也是最容易被烧伤的人。先知先觉使他们比大众觉醒得更早，未知的一切、崭新的世界使他们诧异又惊喜，但是，他们是在黑暗中，在荆棘中小心谨慎摸索着前进的。他们是孤独的，在荒野上为微茫的希望与信念呐喊，渴望撬开众人那已生锈沾尘的脑袋。他们不屑于旧势力所谓的虚假宽容，他们为真理和革命奉献生命，他们向暴虐的统治者宣战。
而回顾中国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几乎从未有过真正宽容的时期。尽管曾有过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但那也只不过是在王政式微、群雄割据的间隙中一批文人的相对活跃而已。自从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漫长的封建时代是儒家在一统天下，因为中国是个大国，而统治者想要治理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需要一个指导思想，儒家思想便是这治国的根本。然而，这样一种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思维发展，束缚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儒家从来不承认统治者与平民有着平等的人格和平等对话的权利，而是不断地强调三纲五常、君臣父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者需要的是顺民，一切危及皇权的东西都会被及时铲除，绝不留情。而明清的八股文、文字狱更是将这一专制思想推到了顶峰，同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也在不断地衰落。
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与世界隔离的状态，开始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鸦片战争的失败，证明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制度、技术、思想上的落后，而这一切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统治者的不宽容。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拒绝任何变革的异见且变本加厉疯狂地迫害着异见者。
之后，在外来新技术、新思想的冲击下，受僵化的儒家思想控制的人们开始苏醒。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看似统治者已经吸收外来文化，宽容待之，然而，事实上统治者仍是想依靠这样换汤不换药的手段，继续维持他的专制统治。统治者依靠武力、暴力，甚至是外来侵略者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伤害的却是自己的人民。如此残暴、专制的手段必将引起百姓的愤怒。
甲午一役，中国打败，这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屈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打出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开始在社会上运动，并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然而，这次变法仅仅维持了百日便被顽固派推翻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无法忍受这样的变法侵害了他们的利益和地位，旧的势力不肯向新派一方宽容，而以铁血手段围剿之。
幸而，孙中山为国人指了一条新出路。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启蒙的影响下，孙中山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提出了包括民族、民权、民生在内的“三民主义”，并且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建立之初便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确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树立了帝制非法、民主共和合法的观念，保障了知识分子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纷纷组织党团和创办报刊，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宽容、自由之风终于在中国的大地上吹起，蓄辫、裹脚等各种陋习被革除，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为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1915年，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中国吹响了思想革命的号角。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聚集在北大，对旧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提倡新文学与新道德，在各大杂志报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异见。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便是蔡元培以及他宽容的度量。胡适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难得、最稀有的态度。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就不会承认异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我的信念不会错的心理习惯，所以容忍异己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雅量。”在这里，容忍即宽容，蔡元培显然有着这最难得的雅量。蔡元培在入主北大之时，就引用《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办学思想，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面对个性不同、信仰不一、政见相左、学术观点各异的人，只要在学术上自成一体，专业上有地位、有贡献，蔡元培都会尽可能聘请至北大教书。所以，北大可以出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锐人物，也可以出现辜鸿铭、刘师培、林纾等旧派人物，可以出现二十多岁的“兔子党”，也可以出现六七十岁的老翁宿儒。这样的兼容并包，使得北大，甚至是全国都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碰撞出激烈的火花。有各色各样的尊古主义者，他们或则嗜古成痴，或则以精神贵族自待，批判古代的政教制度，思想文艺，习惯礼俗，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神圣，危及安身立命的基础；新保守主义者也反对新文化运动，认为“所谓新文化者即似西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骁将们却始终承担着以新思想教育青年、唤醒国人的重任，他们与反对派斗争，甚至内部也时有驳难。如此的“笔上斗争”，使中国充满了生机。不过，新文化运动过度地全盘西化，是否对旧文化过度地“不宽容”？新文化虽然要传承，但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的地方。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一个民族真正的强盛，有赖于多种不同见解、多种不同意见的竞相发表，相互间的质疑、驳难，以及反复比较与筛选。这些异见者拥有不同见解、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绝对不会抱有确信不疑的信念。在与其他人反复地质疑、驳难中不断地使自己的思想成熟，而这，需要有宽松自由的环境，让不同的思想碰撞出火花，以更好地造福人类。归根结底，民族的富强有赖于思想文化氛围的自由和宽松，否则，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便失去了内在的动力和底力。
需要注意的是，宽容不是对贪婪、专横、残忍等邪恶势力无原则的容忍和退让，而是一种广采博取、去伪求真的精神，是一种既相信自己也尊重别人，容许别人讲话也容许别人超越自己的广博襟怀。
厦门新东方学校优能中学部 何雅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