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的“纪实”系列的小说都采用的是与“当事人”直接对话的形式。无论是描写当年在灾害中没被饿死、在孤儿院幸存下来的“遗孤”回忆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还是讲述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政治制度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下，右派在甘肃酒泉接受“劳教”和“劳改”的残酷生活与精神状况的《夹边沟记事》 ，以及展现现代藏族人民的生活实况的《甘南纪事》，三部小说都以旁观者的角度去为我们展现不成熟的体制所带给人的压迫。
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夹边沟记事》则填补了我们无法亲身深入历史的遗憾。当历史只剩下苍白的回忆的时候，它对历史真实的再现让我们看到，当直接面临死亡威胁时， 人们在精神、伦理层面上所发生的裂变与挣扎而造成的人格悲剧。这些都保证了小说“如同历史”。对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作了更为真实的还原，因而带给我们心灵的冲击就更为强烈。
在夹边沟农场中，相当一部分劳教分子是知识分子。反右派运动只是一个历史场景，它把这些知识分子带入戈壁、荒滩，带入饥饿、寒冷，带入绝望、无助，死亡近在咫尺。几乎每一篇文章都与死亡有关，每天活下来的人都是在与死亡擦肩而过。
夹边沟里每一个故事都像人物坎坷多舛的命运一样曲折多变，因为“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作者以记者的客观冷峻记录历史，又以小说家的深沉叩问特殊历史年代留下的人性遗产，人性的美好得以彰显，人性的弱点和丑恶也暴露无遗。《饱食一顿》中在高吉义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未对别人说起过，即使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着我的心，折磨我[1]”的那件事，便是牛天德殷勤伺候因吃太饱而呕吐的高吉义，只为了把高吐出的秽物收拾起来做自己的粮食。“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2]”，他已经顾不上食物来源是什么，当饥饿袭来，曾经如何珍视的尊严已经不能压制紧迫的求生欲。当生活威胁到了最基本的生存欲望时，出于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人类作为动物中的一种，其本能的求生意志也就必然的显露出来。然而，当被高吉义发现时，他却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像头狮子一样扑过来，剧烈地摇着“我“的胳膊，继而又哇哇地哭起来。这又表现出在物质极度贫乏的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他又没有丢失内心深处人的基本的自尊和作为知识分子的不可亵渎的尊严。而《贼骨头》里的俞兆远当目睹身边的人相继饿死，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经过几天的思考，他想开了，“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他开始完全不顾一切地偷食物，只要看到食物他就偷心顿起，为了食物甚至敢和管教干部对着干，以至于回家之后，“一天到晚心里想着吃的，还特别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他仍然“正正经经”偷着吃家里的粮食，逼得老婆和他离婚。作者通过这个群体让我们感知生命真正的重量，是痛苦的，却依旧要活着。
杨显惠以一个倾听者的角度，在当下这个没有英雄、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世俗时代里，为我们展现个体在孤独与无助境遇中的人性种种。他既表现了在炼狱中知识分子灵魂的裂变，同时，也强烈呼唤苦难包裹下的人的尊严，如同一道温暖而执著的人道之光，折射了作家对人自身的救赎的信心与理想。“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兰州新东方学校优能中学部 刘金玲